这个新旧交替、竞争惨烈的跨年之夜，我躲在济南的酒店里，埋头加班。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开心网用无聊的农场打发时间，在微博发发照片，写几个长短句表明我还存在着，这一年中，这里几近荒芜。但心底始终把这当作最后的归宿，告诉你，这一年，不管过得喜悲，我依然没有改变，依然固执、蠢笨地向前行着。

   新房在最后一个月交付，却此前早结束了长达数年的爱恋。陌路的恋人低头不语，各顾前程。我终于去了新疆，把9月大把的假期放在那个十步一景的画卷内，天高地阔，心情开朗；乍暖还寒的6月去了稻城和亚丁，不高的川西高原，却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深夜十二点，望着满天星辰，头疼欲裂，却连想念的人都没有；竟然坐几个小时船飘洋过海去海南，埋在心里久远的“溃疡”冒然暴露在阳光下，嘶一声愈合了；回了两次上海，在世博会人流中的同时，大学里的好友们一个个开始结婚成家；在即将结束这一年以前，竟然连续两个月回两次山东，趁机回家，把春节不能休息的遗憾补上。

   工作终究没能更进一步，在懊恼自己的同时，更庆幸，至少还残存了一点尊严，还能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想能有点精神追求。

   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手术室，看着一个女孩巨大的肢体慢慢截掉，倚在墙角，大口呼吸，脊背发凉。至少我还健康地存在着，始终心里还无法把自己理所当然地当做一个成年人，所以下意识认为自己还有无限可能，我们都还有无限可能。

   最后一刻，我在济南，你在深圳，我告诉你，我们的2011即将到来。

Guangzhou Airport

           描述加德满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它嘈杂、落后、拥挤，却在某一个拐角蕴藏着奇异的魔力，无意间才会发现。就如同，见到加都的第一眼。



            那已经是北京时间的子夜时分，飞机从广州飞出N个小时之后终于开始盘旋在加都的上空。灯火通明，高空望下去，低矮的城市就像碎了一地的珠宝，闪着耀眼的光芒。这和中国的城市完全不同，大城市们总是高低起伏地布满摩天高楼，高空俯看也是错落有致，起伏得几乎没有惊喜。而加都的夜色完全不同，它安静地躺在谷地的最中心，平铺开来，灯火就像摊在平地上的珍宝，人仿佛刚走进藏宝洞里，伸手去抓，却一把抓空。



Kathmandu Airport

           失望紧随着飞机降落而来。时间从子夜调整到了十点，机场却已经空空荡荡，狭小简陋的机场，提着行李往外冲。接机的是一辆当地最常见的铃木，等齐了北京来的一中年妇女，车子从机场出发了。暗黑里珠宝丧失了光彩，就像行驶在县城的小路上，颠簸、破旧，如同穿回80年代。北京女人用熟练的英语喋喋不休，几乎不用司机一句询问，自顾自地述讲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农民生活得几多辛酸、专政如何强烈，这次情绪变成了反胃，在肺几乎炸掉的同时，小声地叫“shut up”。终于，在无法忍耐以前，车安然抵达Tibet Guest House。



             电视里可以搜寻到CCTV9，竟然中文版的星空卫视，西藏卫视在用藏语播放听不懂的过气电视剧，当年清纯的徐静蕾还在扮演不舍不弃的小三，在熟悉的中文声中，到达尼国的第一夜安然渡过。

 



            一波接一波的降温，不得不找出最厚的衣服来应付寒冷的天气。搁置不用的电热壶拿出来烧滚烫的开水，再也不需要到楼下的便利店买农夫山泉。但每次经过都有个念头跑出来，1L的水在尼泊尔不过1块5，足够便宜。

              每次拿出相机，无意间前翻，最后一张总是定格在清晨的广州机场，薄雾轻笼，离得近，却仿佛永远看不清城市的真实面目。持续半月多感冒的后遗症就是努力多吃姜丝，不管济事于否。



              这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刻在脑子里却好像很久前的事情，久远得需要我特意翻照片才能记起旅行中的点滴。为什么决定去尼泊尔，自己都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达。那是一个即将年满30岁的青年，突然间丧失了生活的方向，或者他从未找到过方向。没有信仰，也不准备信仰什么东西，却把寻找当作笃信的一部分。所以请假、慌乱地订票、香港签证、忙乱地整理打印攻略、迅速翻《LP》、大采购，终于在成功地赶完纵贯线深圳演唱会场之后，顺利到达广州，起飞加都。



              一路往西。广州这夜开始霪雨霏霏的冬季，而加德满都正是温暖如春的黄金季节。辗转在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间，每天准备蜡烛和电筒应付突然其来的停电，赶蚊子、堵老鼠像极了我在山东农村老家的日子。时差是诡异的两小时又十五分，用蹩脚的英语谈天，用眼睛试图探寻他们藏在肢体里的意义。



               有被骗钱的失望，当然也有美景的惊艳，从来没想过，原来与中国一山之隔的，竟是如此真实却特别的国度。他问我：为什么是尼泊尔？

              回深圳的一个月，我经常做梦，梦里总有闪回的片段，一截断壁、一张头像、一段风景。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到过的国家，仅此而已。

            《十月围城》即将结束的时候，早耐不住起身，无比suck的一部电影。演员用力的表演掩饰不了故事的苍白、牵强，太过over的剧情连最初的感动都被一点点吞回去。我始终不明白，白痴的影评人们竟然觉得这部片子叫做好看，还不如《三枪》，闫妮同志笑中带泪地表演完整地诠释了蕴藏在爆笑背后的悲剧，多么有张力的表演。



              最近一直在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公交车上、采访路上，不忍把书放掉。1949作为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个年份，一个个普通家庭被迫上演离散的戏码，儿子、女儿、兄弟、父亲从这头踏船离开，母亲却始终站在村口，临走前藏一张烙饼在身上，却始终等不到四十年，思念儿子，哭喊着死去。每每看到父亲、母亲的一句话，我总忍不住泪流雨下，看着公车外、采访车外没人注意，把眼泪擦掉，抑制一下情绪，接着低头读。

              乱世里，生命本就是草芥，即不是《十面埋伏》里永远打不死的子怡章，也不是《十月围城》里那么夸张变形的理想主义，它们就是一根根稻草，瞬间被拔掉。茫然地，再接着生长。到最终，所有的情感都归于大江大海。



             即使和谐社会中，他们也不见得对生命有多么尊重。宝安一在建小区工地上的塔吊突然倾覆，造成六死一伤。我在两天之后跟着主管部门开现场会。承包建筑方、监理公司、塔吊安装公司作检讨的对象是政府部门，态度一个比一个敷衍，监理方满嘴的科学发展观、胡总、温总，程式化文字后面是被冷漠扼杀的六条人命，我无法找到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

              所谓主管部门的总结，并不比商业公司好多少，甚至更为低劣。一位局长开口讲的是书记市长如何重视，如何开会，如何过问？某自称不善套话空话的主任开口就讲这负责局班子多么团结，然后一场最大的事故占掉了这座城市死亡的限额。我还是不明白，是我太执著，参不透生死；还是他们太沧桑，看穿了生死，抑或者是6个年轻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太轻松，轻松得抵不过上面头头的一句问责。

              我看到的只是，某个18岁的少年，什么都没来得及经历，就变成了一张白纸上的名字。20岁、24、25，他们之所以来到这城市，只是希望用劳动力能够换来更美好、更体面的生活。然而塔吊折断，他们被从高空甩下的时候，一切都化为虚无。短短四五秒钟的时间，他们是否还来得及想些什么？如果再做一次选择，他们是否还愿意离乡背景，留给伤心的父母一个背影，一具寒尸。除了父母，再不会有人愿意听他们的故事了。

               这死亡可能是他们20年生命里最绚丽的演出，但即始如此，他们的名字却不能被正大光明地提及。甚至再过些时候，这死亡也被人淡忘，好像他们从不曾在这世界出现过。一切，都归于大江大海。

     好久不见之后的应酬，用大声喧闹以及肢体的间或接触表达原来，我们还是如此亲密。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然后一帮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追忆往昔。我们讲自己。第一个采访跟峰哥去沙头角拍“野马”旅行社，回来为了能够尽快上载，竟然把带子边加速边上载，结果当然是重头又做一遍功夫。当年的制片人胡sir讲自己夜半休息接到电话，朱哥偷拍脱衣舞，竟然正大光明地拿出camera,以至于差点被狂殴一顿。刘师兄当年一边为故校长谢希德立传，一边实习做片，留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件宽宽大大足以把整个人装进去的不合体的西装。



     我们也讲别人，北大的老卫还是小卫的时候，就已经烟不离手；人大的张雄几乎没有印象，被称作实习最短的；华师的刘晨松不负“爱在华师大”的美名，来深圳实习不过是为见网友的借口，当年大年三十深大采访完成，此君不远百里赴漂亮网友的约会，至今还是美谈。时隔五年，这段实习经历或者对他们来说早已碎裂成记忆里的片段，他们从不也将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代号，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时常被提起，而且被提起的永远是那么几件事，却从不会生厌。因为我们之后，无数的后继者进入栏目，但这些人，这些无法分享的记忆，只能永久地存续于我们其中。



     肆无忌惮地讲黄色笑话，默契地不谈工作，不谈房子，不谈将来。这一夜，只为纪念我们在深圳的第五个年头。